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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谍战片
作者：孙洁
这几年突然大走其红的谍战片，在过去了还不算很久的八十年代就曾经走红过，那时候叫地下党题材。再之前，样板戏里的《红灯记》也有那么点谍战的意思：“我是卖木梳的。”“有桃木的吗？”“有。要现钱。”再再之前，《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51号兵站》……一串光辉的片名书写了中国谍战片曾经达到的高度。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城市地下斗争属于比较敏感和禁忌的题材，因此这类片子在当时其实还是比较少，虽然这样，这个高度在谍战片重出江湖且大行其道的今天还是无法企及的。
现在据说闹剧本荒，或者说编剧荒，但是看来看去其实还是题材荒。在街头的黄鱼车边上翻翻，国产的电视剧，一排谍战片，一排战争片，一排清宫片，OVER。单说这谍战片呢，《林海雪原》、《保密局的枪声》、《夜幕下的哈尔滨》、《蓝色档案》、《敌营十八年》，然后，哦——《红灯记》、《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51号兵站》……这些电视剧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借了原作的标题和人名进行能多离谱就多离谱的再创作，这大概可以叫作标题艺术，大概可以算作行为艺术的一种。
我是个从小被灌注了英雄主义情结的人，我的英雄崇拜从幼儿园时代看《闪闪的红星》开始酝酿，到小学四年级以后能自己看小说达到泛滥，那些年又赶上八十年代的地下党题材的影视剧热。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在九十年代之后熄灭，因为相关题材的书陆续被我读完（我曾经近乎变态地在复旦图书馆的大书库里一本一本翻读那些几乎没有人碰过的地下党题材的新章回体小说），同样题材的影视剧也让位于公安和国防题材了。最近几年谍战片热的出现，让我始而振奋，继而失望，但还是在振奋和失望之间徘徊，不肯绝望。这么多剧集，我当然没有全看，我看过的大概只有十部左右而已，但是仅就看过的这些而言，和大众对这些剧集的评价基本上一致——虽然谈不上完美，也不可能出现完美之作了，但是确实没有比《暗算》和《潜伏》更吸引人的同题材剧集了。
这两部剧集都是在网上认识的那些红色题材影视作品的死忠推荐给我的，这些人中又颇有几位被这两部剧集熏陶成了“柳丝”（柳云龙的粉丝）和“潜艇”（力挺《潜伏》的忠实观众）。要知道这年头和粉丝打成一片是要有像钱之江（《暗算》里的地下党）或者余则成（《潜伏》里的中共间谍，但是始终没入党，所以谈不上是地下党）相似的定力的。我之所以没有变成“柳丝”或者“潜艇”可能恰恰因为多年来红色文艺的更为浓墨重彩的熏陶。“我自岿然不动”当然是因为“早已森严壁垒”。
《暗算》是几年前看的了，《潜伏》上个月才看。看了之后又都买了剧本来读。从剧情本身而言，《潜伏》比《暗算》之《捕风》（以下就称《暗算》）要严密很多，当年刚刚追看《暗算》完毕的时候，为剧情当中特别是最后结尾处的多处疏漏摇头不已，比如代老板为什么看不出来钱之江整天捏着的那串佛珠不见了，那佛珠一颗一颗吞进肚里，再拿出来之后又怎么知道它们该怎么排列呢？这些显而易见的漏洞我看得出来，聪明绝顶的编剧自然也不会不察觉，所以后来麦家又写了小说《风声》，设计了另外的结尾补漏洞。补则补矣，漏洞毕竟仍是漏洞。当然《潜伏》的结尾也不怎么样，据编剧兼导演自己说是为了和多年以前苏联和朝鲜的两部经典谍战系列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无名英雄》保持一致而硬编出来的。既然是硬编出来的，必然会有硬伤，从余则成在机场碰到他老婆那点开始，每一步都巧得可以，也假得可以。
《潜伏》的编剧是诚实的，他不能欺骗观众说自己没看过《无名英雄》，毕竟《潜伏》的观众群年龄层是偏高的。看《潜伏》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无名英雄》脱帽致敬，还有如《窃听风暴》这样的新片。当《潜伏》里第一个画外音响起的时候，我就想，这完全是《春天》和《无名英雄》的叙事方式嘛；当马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心中只剩下除掉左蓝一个念头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了朴茂为除掉顺姬嘴角流露的阴森的冷笑；而余则成和左蓝的那次接头，无疑就是《无名英雄》迷永远难忘的俞林和顺姬在圣母咖啡馆的心灵交接了。别的不看，左蓝的容貌，装束，步态，一颦一笑，以至最后的赴死，实在是像极了顺姬。再往下看，女特务包里的录音机，我们是不是在马汀派去套淑英话的特务的包里见到过？最后根据地召唤余则成回归的那首诗，俞林是不是也在胜利时刻从收音机里听到过呢？毫无疑问，导演本人是个《无名英雄》的忠实爱好者，这一点，让我这个多年的谍战片迷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快慰，和不知是悲是喜的困惑。
机智勇敢的男主人公，英勇美丽的女主人公，老奸巨猾的特务头子，心狠手辣的敌方对手，错综复杂的关系迷局，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综合了以上要素的《潜伏》，虽然有前面说的点滴阙漏，毕竟已经相当完美了。除了这些，看《潜伏》的时候，始终感觉它终于还是缺了一些很重要的什么，是什么呢？我的一个学生，应该是八零后吧，自述是受父亲的影响看的这部剧集，并且深深地喜爱上它，他这样总结余则成这个人物：“我们的英雄（在另一个立场上是残酷的敌人）是在夹缝之中变得可爱的。……他要一往无前，又要逢场作戏；他是最忠诚的战士，又要做敌人的帮凶；他要假装爱一个女人，又要假装不爱另一个女人；他要请示组织，服从命令，又要当机立断，独自行动；他是忍辱负重的深海，又是笑里藏刀的潜龙；他在枷锁中寻求自由，又给自由套上枷锁。”他总结得非常精采，我相信他道出了《潜伏》在最近半年左右赢得了广泛的观众群的主要原因。然而，我的目光几次掠过他的这段话的时候，每一次，都在同一个词上顿住，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万分纠结的语词，它就是“忠诚”。
我看过导演的自述，他其实也在这个语词上非常纠结。余则成投诚中共，是为了对左蓝的一往情深，除了这个，其他的一切理由都略显虚矫。为此，剧情设计了吕宗方为了掩护余则成而牺牲的情节（因为欠命而投诚，理由自然要合理许多），设计了余则成到河北的根据地接受教育的情节，还设计了左蓝牺牲以后余则成反复自学《为人民服务》的情节（当然余在保密局办公室里大声念诵毛泽东的文章实在令人很汗，他把左蓝的一干遗物带回家保存，在我这种谍战片看多了的人看来，也是不符合地下斗争的原则的）。这些都是为设计而设计，是想要说明余则成的义无反顾是有因可循的，是合理的，也是可靠的，余则成经过这几件事，如同左蓝对他说的那样，他“曾经”是因为爱情投靠中共的，“现在”不是了，他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这里，剧情出现了一个吊诡的逻辑悖论：如果余则成要完满地完成这一系列艰难的潜伏任务，他必须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余则成不是，他是单纯地为了追寻爱情而投奔共产党的队伍的，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去，余则成都不会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让我想起“十七年”小说里经常出现的重要人物都要追溯他出场前的主要经历的叙事规律，并且突然悟到，这种看起来非常浅薄，非常累赘，非常教条，非常妨碍情节进展的倒叙是十分有道理的，它至少避免了如余则成的“突转”这样的关键情节的悬空感。非常冒险的是，《潜伏》整部剧集都是悬在这个无法落实的突转之上的。这种悬空感，你不去深究它，它一点问题也没有，情节依然跌宕，人物依然丰满；但当你和编剧一样较真地企图探究它时，你不得不承认，这里潜伏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而它的不被深究也和当下受众中潜伏的这个巨大问题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就是，“忠诚”之谓，它还被人们信任和需要吗？它还能被认为是推动类似大众艺术的经典前提和必要前提吗？
这个问题，几乎在所有的宣扬正义和勇敢的艺术作品中，永远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远如《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无名英雄》，再远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和《野火春风斗古城》，近如好莱坞热播剧集《24小时》、票房大片《刺杀希特勒》，施季里茨、俞林和顺姬、李侠、杨晓冬、杰克小强、史陶芬伯格上校，这些人物信仰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任务不同，却有个共同点，就是忠诚。他们各自忠诚于他们各自的国家、民族、信仰、主义。这是个对读者和观众而言永恒的诱惑，凡夫俗子心向往之的至高境界，可以归并于从远古就已经存在的牺牲母题。在这个母题的照耀之下，相当一部分矫情的叙事从读者和观众的眼皮子底下淡出，变身为崇高和神圣。《暗算》的编剧就深谙此道。钱之江最后的台词——“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这是你。而我，生来死往，像一片云彩，宁肯为太阳的升起而踪影全无。我无怨无悔。心中有佛，即便是死，也如凤凰般涅槃，是烈火中的清凉，是永生！”这话多么文艺腔啊，但是因为此前不吝惜笔墨的铺垫和渲染，到这里从钱总口中缓缓道出，除了优美和圣洁，竟令人别无他想。偶像就是这样炼成的。相形之下，《潜伏》的全部剧情都建立在一种主人公自己尚不明就里的模糊理念之上，实在是拍得有些冒险，不但余则成，晚秋的投奔革命何尝不是因为陷入了和余则成几乎一模一样的困境（爱某人而不得+生死关头被救）呢？这样看，这俩人最后的奉命结合真是令人捏一把冷汗哪。
然而它不可置疑地成功了。这大致回答了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和以前的很多谍战片不同，现在的人们可能确实不很需要被煽情、被催泪、被激动了，他们更需要的是情节，是悬念，是设谜解谜的智力游戏。这又大致可以回答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标题艺术的新谍战片为什么居然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东山再起。
然而的然而，我还是想问：当一部走红的红色谍战题材剧集其实不再确切地需要“忠诚”和“信仰”这样的元素时，是不是因为有什么非常可怕并且可悲的事情已然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呢？朝鲜电影《无名英雄》多处为《潜伏》借鉴，但是像下面我要复述的情节是任何仿制品无法借鉴的：当时俞林和顺姬尚未接头，双方身份晦暗不明，俞林和顺姬同时参加一个舞会，当听到俞林带着厌恶的冷嘲热讽，顺姬默默在一张纸上写下海涅的诗句：“我笑着走在这条路上，/我笑着走在沙漠中间，/何处是我安息的地方？/是莱茵河畔的菩提树下，/还是南国的棕榈树旁？/我将被陌生的手/葬在一处荒漠的地方。/白天以阳光为伴，/夜晚星辰为我照亮。/我走啊走，/走向我要去的地方。”多么美好的对理想和信仰的表白，它真的已经不再被我们需要了吗？
（麦家、杨健著：《暗算》，作家出版社2006年7月版；姜伟、华明著：《〈潜伏〉创事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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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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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据说闹剧本荒，或者说编剧荒，但是看来看去其实还是题材荒。在街头的黄鱼车边上翻翻，国产的电视剧，一排谍战片，一排战争片，一排清宫片，OVER。单说这谍战片呢，《林海雪原》、《保密局的枪声》、《夜幕下的哈尔滨》、《蓝色档案》、《敌营十八年》，然后，哦——《红灯记》、《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51号兵站》……这些电视剧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借了原作的标题和人名进行能多离谱就多离谱的再创作，这大概可以叫作标题艺术，大概可以算作行为艺术的一种。
我是个从小被灌注了英雄主义情结的人，我的英雄崇拜从幼儿园时代看《闪闪的红星》开始酝酿，到小学四年级以后能自己看小说达到泛滥，那些年又赶上八十年代的地下党题材的影视剧热。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在九十年代之后熄灭，因为相关题材的书陆续被我读完（我曾经近乎变态地在复旦图书馆的大书库里一本一本翻读那些几乎没有人碰过的地下党题材的新章回体小说），同样题材的影视剧也让位于公安和国防题材了。最近几年谍战片热的出现，让我始而振奋，继而失望，但还是在振奋和失望之间徘徊，不肯绝望。这么多剧集，我当然没有全看，我看过的大概只有十部左右而已，但是仅就看过的这些而言，和大众对这些剧集的评价基本上一致——虽然谈不上完美，也不可能出现完美之作了，但是确实没有比《暗算》和《潜伏》更吸引人的同题材剧集了。
这两部剧集都是在网上认识的那些红色题材影视作品的死忠推荐给我的，这些人中又颇有几位被这两部剧集熏陶成了“柳丝”（柳云龙的粉丝）和“潜艇”（力挺《潜伏》的忠实观众）。要知道这年头和粉丝打成一片是要有像钱之江（《暗算》里的地下党）或者余则成（《潜伏》里的中共间谍，但是始终没入党，所以谈不上是地下党）相似的定力的。我之所以没有变成“柳丝”或者“潜艇”可能恰恰因为多年来红色文艺的更为浓墨重彩的熏陶。“我自岿然不动”当然是因为“早已森严壁垒”。
《暗算》是几年前看的了，《潜伏》上个月才看。看了之后又都买了剧本来读。从剧情本身而言，《潜伏》比《暗算》之《捕风》（以下就称《暗算》）要严密很多，当年刚刚追看《暗算》完毕的时候，为剧情当中特别是最后结尾处的多处疏漏摇头不已，比如代老板为什么看不出来钱之江整天捏着的那串佛珠不见了，那佛珠一颗一颗吞进肚里，再拿出来之后又怎么知道它们该怎么排列呢？这些显而易见的漏洞我看得出来，聪明绝顶的编剧自然也不会不察觉，所以后来麦家又写了小说《风声》，设计了另外的结尾补漏洞。补则补矣，漏洞毕竟仍是漏洞。当然《潜伏》的结尾也不怎么样，据编剧兼导演自己说是为了和多年以前苏联和朝鲜的两部经典谍战系列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无名英雄》保持一致而硬编出来的。既然是硬编出来的，必然会有硬伤，从余则成在机场碰到他老婆那点开始，每一步都巧得可以，也假得可以。
《潜伏》的编剧是诚实的，他不能欺骗观众说自己没看过《无名英雄》，毕竟《潜伏》的观众群年龄层是偏高的。看《潜伏》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无名英雄》脱帽致敬，还有如《窃听风暴》这样的新片。当《潜伏》里第一个画外音响起的时候，我就想，这完全是《春天》和《无名英雄》的叙事方式嘛；当马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心中只剩下除掉左蓝一个念头的时候，我分明看到了朴茂为除掉顺姬嘴角流露的阴森的冷笑；而余则成和左蓝的那次接头，无疑就是《无名英雄》迷永远难忘的俞林和顺姬在圣母咖啡馆的心灵交接了。别的不看，左蓝的容貌，装束，步态，一颦一笑，以至最后的赴死，实在是像极了顺姬。再往下看，女特务包里的录音机，我们是不是在马汀派去套淑英话的特务的包里见到过？最后根据地召唤余则成回归的那首诗，俞林是不是也在胜利时刻从收音机里听到过呢？毫无疑问，导演本人是个《无名英雄》的忠实爱好者，这一点，让我这个多年的谍战片迷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快慰，和不知是悲是喜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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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导演的自述，他其实也在这个语词上非常纠结。余则成投诚中共，是为了对左蓝的一往情深，除了这个，其他的一切理由都略显虚矫。为此，剧情设计了吕宗方为了掩护余则成而牺牲的情节（因为欠命而投诚，理由自然要合理许多），设计了余则成到河北的根据地接受教育的情节，还设计了左蓝牺牲以后余则成反复自学《为人民服务》的情节（当然余在保密局办公室里大声念诵毛泽东的文章实在令人很汗，他把左蓝的一干遗物带回家保存，在我这种谍战片看多了的人看来，也是不符合地下斗争的原则的）。这些都是为设计而设计，是想要说明余则成的义无反顾是有因可循的，是合理的，也是可靠的，余则成经过这几件事，如同左蓝对他说的那样，他“曾经”是因为爱情投靠中共的，“现在”不是了，他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这里，剧情出现了一个吊诡的逻辑悖论：如果余则成要完满地完成这一系列艰难的潜伏任务，他必须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余则成不是，他是单纯地为了追寻爱情而投奔共产党的队伍的，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去，余则成都不会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这让我想起“十七年”小说里经常出现的重要人物都要追溯他出场前的主要经历的叙事规律，并且突然悟到，这种看起来非常浅薄，非常累赘，非常教条，非常妨碍情节进展的倒叙是十分有道理的，它至少避免了如余则成的“突转”这样的关键情节的悬空感。非常冒险的是，《潜伏》整部剧集都是悬在这个无法落实的突转之上的。这种悬空感，你不去深究它，它一点问题也没有，情节依然跌宕，人物依然丰满；但当你和编剧一样较真地企图探究它时，你不得不承认，这里潜伏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而它的不被深究也和当下受众中潜伏的这个巨大问题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就是，“忠诚”之谓，它还被人们信任和需要吗？它还能被认为是推动类似大众艺术的经典前提和必要前提吗？
这个问题，几乎在所有的宣扬正义和勇敢的艺术作品中，永远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远如《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无名英雄》，再远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和《野火春风斗古城》，近如好莱坞热播剧集《24小时》、票房大片《刺杀希特勒》，施季里茨、俞林和顺姬、李侠、杨晓冬、杰克小强、史陶芬伯格上校，这些人物信仰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任务不同，却有个共同点，就是忠诚。他们各自忠诚于他们各自的国家、民族、信仰、主义。这是个对读者和观众而言永恒的诱惑，凡夫俗子心向往之的至高境界，可以归并于从远古就已经存在的牺牲母题。在这个母题的照耀之下，相当一部分矫情的叙事从读者和观众的眼皮子底下淡出，变身为崇高和神圣。《暗算》的编剧就深谙此道。钱之江最后的台词——“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这是你。而我，生来死往，像一片云彩，宁肯为太阳的升起而踪影全无。我无怨无悔。心中有佛，即便是死，也如凤凰般涅槃，是烈火中的清凉，是永生！”这话多么文艺腔啊，但是因为此前不吝惜笔墨的铺垫和渲染，到这里从钱总口中缓缓道出，除了优美和圣洁，竟令人别无他想。偶像就是这样炼成的。相形之下，《潜伏》的全部剧情都建立在一种主人公自己尚不明就里的模糊理念之上，实在是拍得有些冒险，不但余则成，晚秋的投奔革命何尝不是因为陷入了和余则成几乎一模一样的困境（爱某人而不得+生死关头被救）呢？这样看，这俩人最后的奉命结合真是令人捏一把冷汗哪。
然而它不可置疑地成功了。这大致回答了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和以前的很多谍战片不同，现在的人们可能确实不很需要被煽情、被催泪、被激动了，他们更需要的是情节，是悬念，是设谜解谜的智力游戏。这又大致可以回答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标题艺术的新谍战片为什么居然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东山再起。
然而的然而，我还是想问：当一部走红的红色谍战题材剧集其实不再确切地需要“忠诚”和“信仰”这样的元素时，是不是因为有什么非常可怕并且可悲的事情已然在我们身边发生了呢？朝鲜电影《无名英雄》多处为《潜伏》借鉴，但是像下面我要复述的情节是任何仿制品无法借鉴的：当时俞林和顺姬尚未接头，双方身份晦暗不明，俞林和顺姬同时参加一个舞会，当听到俞林带着厌恶的冷嘲热讽，顺姬默默在一张纸上写下海涅的诗句：“我笑着走在这条路上，/我笑着走在沙漠中间，/何处是我安息的地方？/是莱茵河畔的菩提树下，/还是南国的棕榈树旁？/我将被陌生的手/葬在一处荒漠的地方。/白天以阳光为伴，/夜晚星辰为我照亮。/我走啊走，/走向我要去的地方。”多么美好的对理想和信仰的表白，它真的已经不再被我们需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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